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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6年9月9日，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。10月6日晚，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，对“四人帮”采取果断措施，共和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。10月18日，中共中央将抓捕“四人帮”的消息通知各级党组织，并传达全国人民群众。
消息传开后，举国上下一片欢腾，人民群众奔走相告，北京和全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活动和隆重集会，热烈庆祝粉碎“四人帮”的伟大胜利。“四人帮”被抓捕后，远在上海的一位老人对着女儿轻声说：“我可以干点工作了，哪怕是写写回忆录也行啊”
老人名叫贺子珍，自1947年从苏联回国后，她从人们视野中“消失”了，在上海隐居多年，有时也会去在福州工作的兄长贺敏学那里住上一段时间。当年赫赫有名的井冈山女红军战士，如今年过花甲，头发白了，身体情况也不好。
1977年春天，贺子珍从福州回到上海后，正当她满怀期待未来的工作生活时，不幸再次降临。一天早晨醒来，贺子珍突然发现左手无法抬起，左腿也无法动弹。经过医生诊断，贺子珍被诊断为中风，她的左半身偏瘫，从此以轮椅为伴，再也无法站立起来。
紧接着，贺子珍又被查出患有糖尿病。面对接连的不幸，贺子珍无比痛苦，原因不是因为难以忍受身体病痛，而是难以再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了。前面提到，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，国家面貌焕然一新，党和国家没有忘记那些曾为新中国诞生浴血奋战的功臣们，贺子珍当然也在此列。
1979年6月1日，全国政协第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。6月10日，新华社播发了一条重要新闻：贺子珍同志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。次日，全国各大报纸都报道了这一消息，并刊登了一张贺子珍照片。
照片中贺子珍坐在轮椅上，满头银发，她和外孙女孔东梅在一起看《解放军画报》。原来，在政协会议期间贺子珍的老战友们向党中央和全国政协提出建议：鉴于贺子珍曾是井冈山战斗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女红军战士，建议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。
这里插一句，孔东梅在《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—毛泽东与贺子珍》一书中，有这样一段记载：
“1979年初，我父亲写信给邓小平同志，反映了贺子珍的状况，建议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……邓小平很快就批示：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。那年增补的委员还有缪云台、王光美。”
这是一份迟到的荣誉，贺子珍完全有资格享有。贺子珍如沐春风，她对医护人员说：“你们要帮助我恢复健康，我也要积极配合你们把身体搞好，我还要为四个现代化出力。”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，是由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专程来到华东医院当面告诉她的。
那天贺子珍心情很好，说了很多感谢组织的话。当王一平代表中央询问贺子珍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时，她沉默了很久后缓缓说道：“我想去北京，想去看看天安门，我想去瞻仰毛主席遗容。”这里面，去北京是贺子珍埋藏心底长达30年的愿望。
很多人看到这里充满不解，上海到北京如此之近，贺子珍在长达30年时间里为何去不了北京呢？这背后其实充满着深深的无奈。1937年9月底，毛主席参加完洛川会议回到延安山下吴家窑洞，结果发现贺子珍已经离开了。
贺子珍留下一封信，信中她表示自己去了西安，将从那里去上海治病，取出身体里的弹片，那是在长征途中受伤留下的。当时贺子珍怀有身孕，毛主席非常担心，立即派出警卫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西安去劝说她回来。
信中，毛主席深情地写道：“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，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泪，一是我听不得穷人的哭声，看到他们受苦，我忍不住要掉眼泪。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，我舍不得他们离开。有的通讯员牺牲了，我难过得落泪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骑过的马老了、死了，用过的笔旧了，都舍不得换掉。三是在贵州，听说你负了伤，要不行了，我掉了泪。”
但是，贺子珍拒绝回到延安。当时贺子珍暂时住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，就在即将动身前往上海时，毛泽民和妻子钱希均从上海回来途经西安。毛主席得知后，立即给钱希均发电报，请她帮忙劝说贺子珍回来。
钱希均告诉贺子珍上海正在打仗，那里非常危险，不如先回延安再作打算。夜晚，两人同床而眠，她们聊了很多。钱希均为了尽最大努力挽留贺子珍，说了很多掏心窝的话，可贺子珍不为所动。
钱希均说：“我看你还是回到大哥身边，你就这样走了，娇娇那么小，谁管啊？”贺子珍赌气说：“他管嘛！”钱希均又说：“我可听说一些延安的女青年专门找长征干部，你不怕你走了，有人去找他？”
贺子珍则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他爱我，我走到天边他也爱我；他不爱我，我天天在他身边，他也不爱。”贺子珍生气归生气，可她还是西安购买了一床很厚的被子托钱希均带回去，因为她跟毛主席所住的窑洞阴冷潮湿。
钱希均后来每每回忆此事，总是感叹不已，她说：“贺子珍人很聪明，可性格太倔强，谁会料到后来的变化。她还是太年轻了，想不了这么多，顾不了这么多，我们当时都太年轻了！”上海是去不了了，当时中共很多人都去苏联，于是贺子珍也萌生了去苏联治病学习的想法。
1937年11月初，贺子珍得知从延安来西安的蔡树藩、钟赤兵、徐梦秋以及张闻天的妻子刘英等人将去苏联治病，于是大家一起乘坐汽车来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，然后前往新疆迪化（乌鲁木齐），再从那里前往苏联。
毛主席得知情况后，立即给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去电，委托他一定要想办法劝说贺子珍。谢觉哉亲自来到贺子珍住在跟她交谈，劝她回到延安。谢觉哉说：“你与润之已是十年的夫妻了，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呢？夫妻发生矛盾，只要说开了不就好了。”
贺子珍还是不为所动。谢觉哉后来后悔地说：“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，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贺子珍走。”在兰州期间，贺子珍拍了不少照片。1938年1月初，贺子珍终于来到莫斯科。贺子珍先是被安排进入东方大学八部学习，住在东方部安排的莫斯科郊区库奇诺的共产国际附属党校宿舍。
贺子珍一边学习一边治病，她几乎跑遍莫斯科所有医院，希望医生能取出她身上和脑部的弹片。但是，苏联医生进行仔细检查后，发现贺子珍体内的弹片已经跟头骨、肌肉和肺叶“长在一起”，进行手术取出风险太大，弄不好有性命之忧。
贺子珍放弃了。一切稳定下来后，贺子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，并附寄了一张她在兰州期间拍摄的照片。贺子珍在信中写道：
“润之，我已平安到达莫斯科，我要在这里养好身体后好好学习，将来报效祖国。决心在东方大学两年的学习期间，多学些东西，充实自己，再把身体养好……”
几个月后，贺子珍生下了一名男婴，取俄语名柳瓦。儿子的出生，给身处异国他乡的贺子珍莫大安慰，可这个孩子不久患上了肺炎夭折。贺子珍以泪洗面，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回忆说：
“贺子珍伤心至极，天天到儿子坟上哭。毛主席又很少写信给她。她精神上非常苦恼，但又很傲，不肯主动写信给毛主席。我从苏联回国的时候，说我可以帮她带信给毛主席，她说不带。”
贺子珍万万没想到，很快她将再次受到打击。1939年9月，周恩来准备去莫斯科进一步治疗受伤的手臂。临行前，毛主席委托周恩来给贺子珍带去一封信和一箱子书籍。当贺子珍打开信件后，眼泪夺眶而出。信的内容很短：
“你寄来的照片已经收到。我一切都好，勿念。希望你好好学习，政治上进步。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……”
显然，毛主席这封信宣告了他跟贺子珍之间夫妻关系的宣告结束。贺子珍陷入了极度悲痛之中，开始整夜整夜的失眠。原本准备在苏联学习两年就回去，现在回去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贺子珍决定留在苏联，她来到国际儿童院东方部教孩子们中文。
1940年冬，毛主席托人将女儿李敏（娇娇）送到莫斯科。母女俩久别重逢，贺子珍格外高兴。贺子珍当时跟毛岸英和毛岸青已经建立联系，李敏回忆说：“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四人，节假日会团聚在一起，围在妈妈身边，度过短暂的团圆时光。”
然而，不幸再次降临，贺子珍为给李敏治病跟国际儿童院院长大吵一架，结果被强行关进了疯人院。在疯人院里，贺子珍受尽了折磨，稍有一点反抗就强行喂吃各种药物，直到1947年在王稼祥的多方努力下才被释放。
1947年秋，贺子珍带着李敏终于踏上了回国的火车，先是来到哈尔滨生活。由于贺子珍一再要求参加工作，组织上先是安排她担任东北局财政部党总支书记，之后又来到哈尔滨工会干部处工作。
1949年春，贺怡受毛主席的委托，来到沈阳将李敏接回他身边生活学习，而贺子珍则无法前往北京（当时称北平）。不久，组织上安排乘坐火车南下上海，当火车停靠山海关站时，贺子珍是多么希望能去北京看看，去亲眼目睹新中国的诞生。
贺子珍抵达上海后，陈毅亲自安排她的工作生活，最先安排住在虹口区溧阳路1267号公寓。至于贺子珍的工作安排，说法不一。贺敏学女儿贺小平在口述《贺小平：姑姑贺子珍的沉寂岁月》中有这样一段描述：
“据说陈毅曾安排姑姑任职上海虹口区委组织部部长，我听到过别人叫她贺部长，我当时理解她在杭州妇女部做过副部长，上海到底有没有职位呢？我的确不清楚，但即便有，这个职位长期以来只让她领工资，却没能去工作。”
自从回国后，贺子珍一直希望能再次跟毛主席见面。1959年7月，中共中央将在庐山召开重要会议，毛主席提前上了庐山。在毛主席的亲自安排下，时隔22年后，两人终于再次见面了。
7月9晚，庐山美庐别墅二楼会客厅。当贺子珍推开门走进去时，毛主席站在不远处朝她微笑。由于两人这次见面没有外人在场，我们只能从孔东梅的描述中得知一二。当毛主席和贺子珍隔着茶几面对面坐下后，贺子珍泣不成声。
毛主席以无比温和的口吻说：“我们现在见面了，你不说话，老哭。以后见不到了，又想说了。”当贺子珍情绪稍微稳定后，毛主席轻叹一口气问：“当初你为什么一定要走呢？我怎么劝你都不行？”
贺子珍又流泪了，回答说：“都是我不好，我那时太不懂事了……”两人这次见面交谈只有一个多小时，也是他们生平最后一次见面。1976年9月9日，毛主席逝世。消息传到上海，贺子珍起初颇为冷静，只见她在房间里来回踱步，嘴里喃喃自语：“主席身体不是一直很好吗？怎么突然就走了？”
不过，贺子珍很快被击倒了，一连几天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哭泣。因为有人阻拦，贺子珍无法去北京参加毛主席追悼会，于是她便在家中自设灵堂，朝着毛主席画像深深三鞠躬。当贺子珍得知毛主席遗体将永久保存后，她渴望能尽快去北京瞻仰遗容。
再后来，就出现了本文前面那一幕，贺子珍向组织上提出想去北京，邓小平亲自批示同意。1979年9月3日，中央派出一架专机将贺子珍从上海接到北京。9月8日，贺子珍在女儿李敏、女婿孔令华和外孙女孔东梅等亲人的陪同下，坐在轮椅来到毛主席纪念堂。
一进入纪念堂，贺子珍便把事先准备好的花圈敬献，并跟毛主席坐像拍下一张合影。在这张照片中，我们看到了花圈缎带上的字：“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，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、女婿孔令华敬献。”
紧接着，贺子珍来到陈列室，当她看到水晶棺中毛主席的遗容时，当场哭成了泪人。贺子珍这次瞻仰毛主席遗容仅持续10分钟时间，原因是来之前医生一再交代李敏，不能让贺子珍过于悲伤，如果导致病情恶化就难办了。
1984年4月19日，贺子珍在上海病逝，享年75岁。贺子珍的葬礼规格是邓小平亲自拍板的，“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，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。”邓小平口中的“一室”是是指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号室，这里是存放党和国家领导人骨灰的地方。
1984年4月25日，贺子珍遗体在上海火化，当天中央派出专机将骨灰运到北京。贺子珍葬礼全部结束后，官方媒体公布了这一消息，对她进行了一段公正客观的评价：
“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，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股票杠杆有哪几种，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，艰苦奋斗的一生。”